
如果你穿越到北宋的汴京,想在市中心买套房,我劝你死了这条心。
北宋文人王禹偁在《李氏园亭记》里写道:“重城之中,双阙之下,尺地寸土,与金同价。”一尺地一寸土,价比黄金,这不是修辞手法,是写实。
王禹偁还补了一刀:“非勋戚世家,居无隙地。”翻译成大白话:不是皇亲国戚、豪门世家,你在京城连块落脚的地儿都没有。
那么,汴京的房子到底多少钱?
咱们上硬数据。

宋真宗咸平年间,宰相向敏中花5000贯买下薛安上的宅第。结果薛家的庶母转头就敲响了登闻鼓,控告向敏中“贱贸”,5000贯竟然被骂成“贱买”!向敏中因此被罢去宰相之职。一套豪宅的市场价远在5000贯以上,5000贯成交都算捡漏。
普通住宅呢?宋真宗朝,京城一套像样的宅院,少说也要1300贯。到了北宋末年,房价更是坐上了火箭,苏辙晚年(宋徽宗年间)在汴京买了一所普通住宅,花了9400贯。
9400贯是什么概念?宋徽宗时朝廷雇人抄书,每人每月挣3500文,也就3贯多一点。一个抄书匠要不吃不喝261年才能买得起苏辙那套房子。
至于豪宅?价格飙到数十万贯,按购买力折算,相当于今天的5000万元以上。
北宋汴京的人口高峰达到150万,是当时全世界唯一人口破百万的超大城市。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1.2万到1.3万人,跟今天的一些大城市不相上下。150万人挤在一座城里,地就那么点,房价不疯才怪。
房价这么高,当官的总该住得起吧?
还真不是。
南宋大儒朱熹留下一句著名的吐槽:“且如祖宗朝,百官都无屋住,虽宰执亦是赁屋。”意思是说,北宋初年,连宰相都是租房子住的。直到宋神宗时期修了专门的宰相府邸(东西府),宰相们才算有了自己的房子。
名相寇准,为官四十年,“历富贵四十年,无田园邸舍”,人称“无地起楼台”的宰相,不是不想盖楼,是真买不起地。他要么借住僧舍,要么租房度日。
欧阳修,官至参知政事(副宰相),在京城也买不起房,租的房子相当简陋。他写诗抱怨:“嗟我来京师,庇身无弊庐。”我来到京城,连个遮风挡雨的破房子都没有。
苏洵带着两个儿子苏轼、苏辙进京赶考,两个儿子都中了进士,他心一横,咬牙买了一套8000贯的宅院。单凭他一个月7贯的工资,不吃不喝要95年才能还清。他向二哥借钱付了首付,余款每年慢慢还。苏洵七年后病逝,债务落到了苏轼、苏辙头上。
为了还这笔父债,苏轼、苏辙一辈子都没在汴京买过房。苏辙直到70岁,才在二线城市许昌买了三间房,高兴地写诗:“平生未有三间房,今日初成百步廊。”
北宋名臣韩琦总结道:“自来政府臣僚,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,比比皆是。”政府官员在京城租公房私房住,到处都是。

面对全民买不起房的窘境,北宋政府做了一个超前的决定:搞公租房。
这个机构叫“店宅务”,初名“楼店务”。用今天的话说,这就是北宋的房管局+廉租房管理中心。京城设左右厢,分管东西城区。
组织架构相当现代化:有“监官”(总经理)、“勾当官”(副总经理/执行经理),有“掠房钱亲事官”(业务经理,负责招租收租)四五十名,还有“修造指挥”(维修工)五百人。
店宅务的规模有多大?宋真宗天禧元年(1017年),汴京左右厢店宅务共有公租房23300间;宋仁宗天圣三年(1025年),增至26100间;宋神宗熙宁十年(1077年),有平房14626间、别墅164所。
以汴京百万人口计算,店宅务的公租房可以供应大约10%的京城人口居住。
租金贵不贵?
《宋会要辑稿》有账可查。天禧元年,23300间公租房年租金总收入140093贯,平均每间月租500文。天圣三年,26100间年收134629贯,平均每间月租400多文。
每月四五百文,在当时是什么水平?北宋汴京一名中下层市民(雇工、小贩、佣人),日收入大约100到300文。按日均200文算,月收入约6贯,四五百文的房租只占收入的不到10%。
相当于今天一个月薪3000元的人,每月交不到300元的房租。而当时维持一个人基本温饱的日开支大约是20文,每天15文上下的房租,跟吃饭的钱差不多。
对比一下私人租房市场:汴京高档住宅月租一二十贯(一两万文),普通私房月租也要三四贯(三四千文)。店宅务公屋的租金不到私人房的十分之一。说它是北宋版的“廉租房”,一点不为过。
管理有多细?让人头皮发麻。
店宅务每日需要登记的账簿多达二十八种:旧管入库簿、月纳簿、退赁簿、赁簿、欠钱簿、纳钱历、减价簿、出入物料簿、欠官物簿、新旧界倒塌屋簿……空屋有专人看守并张贴招租广告,租户要填写“赁历”(租赁档案),严禁转租。
资格审查更是严格:店宅务的工作人员和已经在京城拥有房产的市民,一律不得租赁公屋。“监官、典押公文人员、作匠之类……不得承赁官宅、舍屋、地段,违者杖一百以上。”自己人想钻空子?先挨一百大板再说。
租户还有福利保障。大中祥符八年(1015年),店宅务一批公屋失火,朝廷下诏:房屋被烧需要搬迁的人家,可免费住公屋二十天;日租金15文以下的贫困租户,逢元旦、冬至、寒食节,免收三天房租。
此外还有规定:不得随意加租,遇拆迁有搬家补偿。
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(1012年)正月,天降大雪,皇帝直接下诏:“以雪寒,店宅务赁屋者,免僦钱三日。”下雪天太冷,店宅务的租户,免三天房租。这操作,搁今天得让多少租房人泪流满面。
对比维度宋真宗天禧元年(1017)宋仁宗天圣三年(1025)宋神宗熙宁十年(1077)私人租赁市场(同期参考)公屋总数23,300 间26,100 间14,626 间 + 164 所别墅无官方统计,市面房源有限年租金总收入140,093 贯134,629 贯史料未载不适用平均月租(每间)约 500 文约 430 文约 400–500 文(推测)普通私宅:3–5 贯高档宅院:10–20 贯占市民月收入比(按日薪200文计)约 8.3%约 7.2%约 7–8%普通私宅:50%–83%高档宅院:167%–333%抄书匠月薪(3.5贯)对比房租占月薪 14%房租占月薪 12%房租占月薪 11–14%普通私宅房租已超过月薪,根本租不起覆盖人口估算(按每间住3人)约 6.99 万人(占汴京人口 4.7%)约 7.83 万人(占 5.2%)约 4.4 万人 + 别墅住户(占 3% 左右)无公屋覆盖,多数市民依赖私租或合租管理特点左右厢分治,账簿 28 种增修房屋,严查空置平房减少,别墅增加(可能偏向中产)无管控,房东随意加租
回过头来看,北宋汴京的房价问题,跟今天的大城市何其相似,人口涌入、土地稀缺、房价飙升、全民租房。而宋朝政府的应对之策,竟然是一千年前就搞出了一套规模化、制度化、管理严密的公租房体系。
店宅务的二十八种账簿、资格审查、租金管控、节日免租,这些放在今天看,都不过时。
海外汉学家将宋代称为“现代的拂晓时辰”。单从住房保障这一项来看,这个评价并非过誉。
当然,店宅务的公租房也只能覆盖10%的京城人口。剩下的90%怎么办?跟今天的年轻人一样,要么咬牙啃老买房,要么继续租房,要么,卷铺盖走人。
一千年过去了,有些事,还真没怎么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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